第三届澳涞坞论坛在澳门举行，学者纵论中国电影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合

电影网讯近日，第四届澳涞坞颁奖季系列活动之一、由澳涞坞集团主办、澳涞坞影评人协会承办的第三届澳涞坞论坛在中国澳门永利皇宫举行。本届论坛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建强、香港电影金像奖前任主席文隽、著名演员斯琴高娃、著名导演胡雪桦和担任学术主持的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刘帆围绕着“中国电影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有机融合”的议题各抒己见，发表了各自精彩的观点。

　　2023年，中国电影产业在疫情之后迅速恢复，电影市场供给充足，优秀电影不断涌现，点燃了观众观影热情，中国内地年度电影票房重新站上500亿元大关。《封神第一部》《长安三万里》等作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新的尝试、有了新的突破，值得电影学术界和从业者探讨。当天的研讨会由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田歌担任主持。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卫表示，我们国家正在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传统文化根植于农耕文化，而我们的年轻观众出生于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完全吻合，所以现在提出了现代化转化、现代化创新。

　　他认为中国电影可以从三个方面融合传统文化：第一，毛主席说过“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传统文化中，我们吸取的精华是什么呢？首先是全人类共同、一直保持的一种精神状态。乌尔善说《封神第一部》他写的是个英雄史诗，是个青年人成长的史诗。英雄史诗在欧美，在古希腊欧洲文明中也是如此。这个方面，比如我们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都是人类要坚韧不拔地克服困难去往前走的事，所以这种精神一直要传承。

　　第二是传统文化中需要保存的东西，比如说父慈子孝，孝顺老人。第三是当时在传统文化中格格不入，但如今和现代社会是吻合的，比如现在市场经济里讲求竞争和个性。《长安三万里》写了李白一生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充分地表现了一个诗人独特的个性，这和市场经济很吻合，所以与当代青年人也很吻合。《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和现代精神很吻合。当然，在形式上，以前李白是诗歌、文字，现在转成视听大片，这个转移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创新。

　　著名演员斯琴高娃以她在电视剧《大宅门》扮演的“二奶奶”这个角色为例，谈了自己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她赞同学术主持刘帆所说“二奶奶身上既有着传统女性的精神力量，但又有一定的现代性追求”，认为这要归功于郭宝昌导演，这部剧他写了几十年，“我们所有参与这个戏的人都觉得非常有幸，《大宅门》是扎根于这块土地上的经典作品，每个角色都经得起推敲”。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表示，今年中国电影市场上，想象力消费的电影继续突飞猛进，但并不是体现在科幻电影上，而是体现在魔幻、玄幻电影上，《封神》就是。还有就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想象，比如《长安三万里》就是对唐诗文化的想象，《满江红》对诗词爱国文化的想象。

　　这些电影都应和了一个传统文化现代形象转化的问题。《长安三万里》《满江红》对传统文化的转化都源于文化自信，大胆改编的东西很多，像《满江红》中有剧本杀式的中国当下青年文化，把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岳飞爱国故事从小人物的角度、用悬疑探案、不断反转的方式重新进行想象。《长安三万里》对李白也有一些非常大胆的改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有儒家文化，也有道家意境。当年《英雄》传达和转化的就是这样的文化，但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类，是在《山海经》《搜神记》中流传的一种非官方、非儒家、非道家的文化，这一类文化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也同样需要进行现代化转化。

　　《封神第一部》的意义是复原了以前文学艺术作品中很少体现的，带有神话意味的中国民间文化，这些以前在电影中是很少能完成现代转化的，《封神》很好地进行了转化。乌尔善通过美术、服化道所营造的那种殷商文化并不是历史的绝对复原，影片中有三重想象：《封神演义》是明朝人写的，明朝人对殷商文化的想象，还借鉴了大量明代道家水陆画对殷商文化的想象，还有就是当代人对殷商文化的想象。

　　著名导演胡雪桦认为，电影和中华传统文化交融，离不开编剧、导演等创作者的美学定位和价值观，这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把传统文化和电影以及观众有机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兰陵王》当年在国外放映的时候，大家觉得居然还有这样的中国文化，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把这部电影放在了凤文化的背景里边。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是龙的传人，但我们同时也是凤的传人，而且是凤在先，龙在后，史学家们，包括郭沫若都说过。”

　　作为一个中国电影人，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但要进行转化，转化什么？路径是什么？这需要视野，这个视野就是除了对电影工业有了解以外，要有一个价值观念，要有一个美学坐标，有人类意识，这个时候，电影才能够潜移默化地把创作者所想的东西转换进去。任何东西主题先行是不行的，“所以我特别欣赏《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把唐代的诗词，这么多伟大的作家们全部写进去，而且看着非常好看”。

　　著名编剧、导演、香港电影金像奖前主席文隽表示，中国人拍电影很早就从传统文化中发掘题材，比如香港电影中的黄飞鸿，已经拍了100多集，后来还有叶问、广东十虎，都是传统文化。戏曲片就更多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片都是《帝女花》那些，都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但问题是如何通过电影把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来，才能让观众喜欢，才能流传后世？

　　《封神第一部》中，乌尔善导演花很多心思去研究造型、历史，观众觉得虽然讲的是殷商时代的故事，但是好看，还能多知道一点历史传统文化的东西。中国人搞文艺创作真的是非常幸运，有四大名著，有很多传说，从殷商到秦汉、唐宋、明清，信手拈来都是内容，都是题材，问题是能不能用敬畏之心，认真地把这些传统文化好好地表现出来。

　　“年轻一代的电影人不要都注重短平快，不要去拍一两分钟微短剧，这会影响我们电影行业。不如稍微停下来好好读一本书，看看电影，看一下人物怎么描写，如果年轻人都不看电影的话，电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年轻导演不要贪图快，什么几十万元就拍100集一分钟短剧。要多读书，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有敬畏之心，把剧本写好，才是我们中国电影的明天。”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教授主要从叙事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对中国电影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古典小说追求一种信息化叙事，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一种传奇叙事。中国画对意境、留白的追求，都给中国电影叙事提供了重要资源。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将中国电影戏剧性叙事推向了高峰，那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当然，后来第四代、第五代也很好，但是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太注重影像了，对戏剧性叙事，对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的东西反而不太重视了，像当时最有名的理论家提出电影跟戏剧“离婚”，丢掉信息的拐杖，当时挺好，现在看来总觉得对自身的东西不是很自信。

　　“今年暑期档和春节档的热门影片，我觉得都遵从戏剧性叙事，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造性转化。《满江红》在叙事层面就是以戏剧性叙事为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转，不管多少次反转，都是中国戏剧传统叙事的一种现代性发展，特别能够抓住当下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消失的她》也是以反转叙事为主。

　　《长安三万里》中的诗情文化实际是镶嵌在一个精心安排的戏剧性叙事框架之中：为什么要调查李白，最后跟外邦那一场战役，整个都在追求戏剧张力的戏剧化叙事里边。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够遵从传统的叙事，遵从传统的东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转化，国产电影才是最好的时候”。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强认为，中国电影可以从两方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在内容表达上要“纵横”。中国的影像作品对自己文化的表现是远远不够的。好在，今年中国走出了三年疫情的阴霾，电影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非常喜人的进步。一方面，文化丰富性得到了体现。

　　另一方面，历史纵深感得以呈现。除了《封神第一部》《满江红》等作品之外，《无名》《流浪地球》《深海》等也非常好。不是优秀传统文化单向的需要电影装扮和转化，而是中国电影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照和指引。“传统文化会使创作者获得大历史的眼光，会使我们强化自己的文化周期性，会让我们非常自觉的让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度复合性的对话，这对文艺作品来说太重要了”。

　　其次，在形式建构上要注重“捭阖”。一百多年来，美国的电影文化在全球市场非常成功，可以说垄断和制衡了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如今，美国电影进入了舒适区，有点跑不动了，这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很好的机会。近年来，中国电影做了很多探索，像《满江红》，它到底是什么类型？

　　是喜剧、悬疑、剧情，它都是，但它又不全是，两个多小时里面剧情层层推进、嬉笑怒骂。《长安三万里》也是一样，看着它是动画片，但又是人物传记片，又是山水景观片，它把这些东西杂糅在一起，标新立异地在形式建构上提供了很多东西。

　　总之，中国电影在内容上如果能坚持纵横，在形式建构上能够坚持捭阖，做到这一点以后，将为中国的影像创作带来更大的战略主动。在各种媒体全面围攻的形式下，中国的电影只有守住自己的本位，才有出路和发展。

　　澳涞坞论坛创办于2020年10月，是每年澳涞坞颁奖季期间举办的高端国际影视文化产业论坛。主办方邀请国内外影视文化行业领军人物和专家学者，围绕着澳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乃至全球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趋势等热点话题建言献策或观点交锋。